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明确指出，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要针对这次应对疫情中暴露出的明显短板，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城市是国家的重要空间形态，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关键作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然要建立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之上。由于组成要素的复杂性、人口结构的聚居性、资源分布的密集性及人员交往的频繁性等，城市相较于农村而言社会风险更多、治理难度更大。总体来看，城市受此次疫情的影响最大，也是疫情防控的主战场。疫情的爆发对城市治理提出了极大挑战，其中所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和短板亟需解决，一些探索和经验也有待系统总结。 一是坚持“政治”要求，提升现代城市的组织引领能力。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城市发展带动了我国整个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建设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同时，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开放化程度的提高，城市治理主体日趋多元、市民生活交往形式日益多样，城市成为要素自由组合、人员随机流动的高速运转“机器”。 当疫情突如其来之时，如何在多元化的城市中实现对社会的“再组织化”，迅速组织和广泛动员广大市民积极参与防控，这对于城市应急管理而言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在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下，“政党嵌入社会”和“组织动员群众”是城市治理的基本路径和特征，党组织的组织力往往决定了疫情防控的效果。地方党组织和政府通过“党组织引领”“党员干部带头”“服务型嵌入”等举措，构建起以基层党组织为内核的群防群治体系。这为最大限度地通过组织途径迅速整合防控力量，切实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和集中救治，有力有效遏制疫情蔓延扩散，为城市整体防控工作的有序开展奠定了组织基础。如北京市区两级下沉干部7.4万名，每个社区（村）至少一名区级干部，一名街乡干部，全市18.9万名在职党员主动到社区报到。深圳在第一时间构建起社区小区联防联控工作运行机制，迅速在全市700多个社区、4800多个花园小区、1800多个城中村织密织牢防控网络。因此，需要从“政治”的高度全面夯实执政党在现代城市社会中的群众基础,建立健全民意畅达机制和渠道，整合社情民意和利益诉求，密切基层党组织与群众的鱼水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在利益多元化的城市社会中充分发挥政治引领作用。 二是坚持“法治”要求，提升现代城市的依法管理能力。此次疫情发生后，一些城市为确保依法防控、依法治理，结合防控实际情况完善了相关地方性法律法规。如上海通过了全国首个省级疫情防控紧急立法，出台了个人隐瞒病史将列入社会信用黑名单的相关规定；广东省研究完善疫情防控相关立法，全面评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办法、突发事件应对条例、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等法规，将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的修改完善纳入立法规划、优先安排，从源头上控制重大公共卫生风险。深圳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召开会议，强调要全面提高依法防控疫情能力，全力推进法治示范城市建设。但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一些地方在抗疫过程中仍存在依法防控的意识不强、能力不足等问题，“一刀切”地采取了“一律劝返”“锁死家门”等“硬隔离”的防控措施，甚至出现执法简单粗暴，防疫执法人员与群众发生争执纠纷和肢体冲突。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治理实践中客观存在的民主法治观念淡薄、法律制度不完善、法律法规难执行、执法协作机制欠缺、执法监督不力等现实问题。 明确强调，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因此，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全面依法履行职责，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疫情防控和城市治理工作，加强对党政干部、防控人员的依法监督，切实坚持执法为民、严格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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