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农历正月初十，公历是2月28日，一个要上班的星期六。这一天，相信中国绝大多数网民都在观看和讨论一部同一部片子，就是《柴静雾霾调查:穹顶之下》。
我不是一个追星的人，柴静的畅销书《看见》我没有看过。但是，我看过她做过的新闻调查节目，也偶尔在坐飞机的时候在飞机读物上看过她写的专栏。她的电视节目一直保持有比较难得的批判性，她的专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笔相当优美和隽永。相比电视节目，我更喜欢她专栏里的文字。
今天朋友圈里，到处转的都是这个片子，再加上之前对她的好感。下午时分，打开了视频，本来也没有抱太大希望，就是想瞄几眼，但没想到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几乎是一口气看完了103分钟的片子。
看完之后，从实用传播学的视角，写几句观后感，也算没有白看。
第一，报道尺度，准确把握，这是一切传播的基础。
不用我说，在我国现在这个阶段，任何要传播的内容都会有一个尺度，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柴静这个103分钟的片子依然保留了她做新闻调查时的犀利，批评色彩是很明显的，特别是在前80分钟，对雾霾的控诉、对体制的批判力度很大，我一度感觉这个片子很快就会被和谐掉。
特别是在全国“两会”即将召开的背景下，这不是为“两会”的炮手们提供炮弹吗?
但是到了最后一集，内容回到了“每个公民可以为雾霾减少做点什么”上，雾霾的产生和很多东西有关，餐馆油烟、工地扬尘、加油雾气都有，而每个公民都可以去尽自己的一点义务。
看到这里，我又立马觉得这个片子安全了，因为，“大团圆”的结局减弱了对政府和体制的批评力度。
我这不是批评柴静，我只是想说，无论在什么样的平台上，传统媒体上还是新媒体上，要把自己制作的内容顺利地传播出去，就一定要符合有关部门的要求，否则就只能在“地下”传播。
在这一点上，这部片子找到了批判和安全传播的结合点，也可以说是一部“可以容忍”的片子。
第二，内容制作，专业精良，这是良好传播的核心。
就一部影像片来说，《穹顶之下》100多分钟，算是很长的了，要把观众的眼光留住，一定要有很好的内容支撑，否则“瞄几眼”就过去了。恰恰在这一点上，《穹顶之下》是一部严肃认真的作品，内容扎实，制作可谓精良。
从片中可以看到，柴静走访了多个污染现场寻找雾霾根源，并多国实地拍摄治污经验。这次关于雾霾的调查，被认为是“非机构、非记者所做的信源最权威、信息最立体、视野最开阔、手段最丰富、最有行动感的雾霾调查”。
在交流现场，柴静综合运用当众演讲、现场演示、视频展示和网络传播这四大手段，剖析了给中国带来严重大气污染的燃煤和燃油存在的四大问题。
在如今的新媒体时代，每天可看的内容很多，但大多是粗制滥造的东西，像柴静这般用心用时用钱去打造这么一部片子的做法还是很少见的，看看片子最后那一长串的制作团队名单，叫你就知道它的投入有多大了。我认为，内容的充实有料正是这部片子得以短时间内迅速传播的核心因素。
第三，名人效应和女儿病情，是迅速传播的助推器。
优质内容非常重要，但是只有优质内容也不行，一个作品要获得好的传播效果，还需要其他要素的配合。
具体到柴静这部片子在今天的迅速传播，柴静本人的名人效应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是名人制作，同样的作品很可能火不起来，即使火起来，也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发酵过程。
同时，名人就是名人，在这部片子中，柴静的发挥也相当好，衣着得体就不说了，旁白很棒，表达流利更有文艺范。
此外，片子透露的她女儿未出生就患上了肿瘤，也是传播中的一个“新闻点”，成为传播中的一个有力的助推器，关于这一点，大家看看网络上的标题就知道了，基本都少不了女儿病情这个新闻点。
看南方周末记者的稿子，柴静当初在要不要透露女儿病情上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透露了，这固然有叙事的需求，作为一个资深媒体人，我想肯定也有传播的考虑。
第四，新媒体时代，传播渠道和平台“公共化”，病毒式微信传播显威力。
柴静制作的这篇雾霾报道，按照互联网术语，是典型的UGC(用户产生内容)，虽然这个用户不是一个个体用户，而是一个庞大的专业团队。如今，这个团队已经没有任何官方头衔，柴静也不再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不过没关系，只要内容好，传播平台和渠道已经不再是问题，因为已经有了大量的公众平台为这类片子提供刊发阵地。
这样一种情况，在前网络时代是不可思议的，那个时候，刊发平台就是那么有限的几个，或者报纸、或者电视、或者广播电台，除此以外，别无他家。所有的内容要想传播出去，只能从这几个渠道里面选择一种。
前网络时代是一个“渠道为王”的时代，而如今则是一个“内容为王”的时代，平台和渠道则早已“公共化”。
从具体的传播路径来看，微信朋友圈的病毒式传播越来越彰显威力。一个事件、一条新闻只要能够在朋友圈里转发开来，这个事件、这条新闻的传播效果就能够得到保证。因为，现在大部分网友的生活和工作已经离不开微信。
第五，科普新闻有可为，科普传播的规律值得研究总结。
对于如今的中国人来说，雾霾可为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词了，媒体上关于雾霾的报道更加是连篇累牍，我们自以为对雾霾已经知道得很多了，直到今天看了柴静的这个片子，我才知道我们原来对雾霾知之甚少或者是似是而非。
为什么会这样?我个人认为这与当下中国媒体对“科普新闻”不够重视有一定的关系。
雾霾是一个自然现象，从大的范畴来说，新闻媒体上关于雾霾的报道属于“科普新闻”，这类新闻既不能太专业，否则读者和观众看不明白，又不能太随意，否则会违背科学原理。这样的报道不好写，需要高手去操作，同时也需要媒体机构的领导高度重视，舍得拿出版面和时段去刊发这样的报道。但是，事实上，在中国绝大多数媒体上，这样的报道是非常稀少的。
拿雾霾来说，中国的媒体做了那么多的报道，但是像今天柴静这样的既有科学原理又有人文思考的作品还是太少了，要不然，柴静的这个片子也不会一天爆红。
我在“新闻生产三部曲”也说过这个观点，中国传统媒体的读者在流失，但是高端读者一直很稳定，报纸要继续有影响力，就一定要转变采编思路，“艺术化”地去进行新闻生产，有目的地去满足这批高端读者的阅读需求，不能再主打“鸡飞狗跳的社会新闻”，而科普新闻就是很有发展潜力的一类新闻。
【延伸阅读】
为什么是柴静，而不是CCTV？
来源：凤凰网评论 作者：邹振东
柴静拍雾霾纪录片以女儿病情开场，引发客观性争议，她坦诚这是自己和雾霾的私人恩怨，正是刚出生就患肿瘤的女儿，促使柴静以一个母亲的身份切入到雾霾问题。传播学存在着一种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一个人的传播”往往好过“多数人的传播”。“一个人的传播”有两种，一种是“对一个人传播”，当我们向恋人表白、向儿女倾诉，就属于这一类;还有一种是“为一个人传播”，他向很多人传播，但是他传播的动机或目的是为着一个人。
对一个人的传播，未必比对多数人的传播更缺乏传播性，你会发现重量级人物对多数人讲话所产生的伟大作品，并不多于面对一个记者的采访，其实，非常多影响世界的信息，是通过记者的采访后，传播出去的，很多人只有在一个记者的采访过程中才能够充分地展现自己——这是记者的骄傲，也是记者的福气。
当然，为一个人的传播，那就是更加了不起的作品，当一个作家在扉页把自己的作品献给某某时，其实他在乎的这个人往往比整个世界都重要，这样的作品，作者一定倾情倾力。贝多芬四十岁时，写了一部钢琴作品，送给他一个十分喜欢的女学生，这个女学生当然很美，她的名字叫伊丽莎白，昵称就是爱丽丝，这部《致爱丽丝》的作品，贝多芬生前从未发表，理由很简单，那是写给一个人的，但后来它属于所有的人。今天，有谁会痛恨贝多芬小家子气，把本来应该给全人类的音乐，献给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女子呢?谁会因为自己不是爱丽丝，就拒绝欣赏这部献给爱丽丝的作品呢?
也许有人会说，你上面的例子举的是艺术作品，艺术可以主观，但柴静这是调查类作品，应该客观。其实，非常多的学术著作就有不少是献给一个人的，而调查类作品也无需屏蔽个人的情感动机甚至情感表述，公共话题的个人体验有时候弥足珍贵。这一点我不想在这篇文章展开，本文想表达的观点是：对柴静这样的一个人的传播，我不仅不反对，而且认为应该鼓励和倡导。
我的理由是：我们要搞清楚舆论意见领袖的角色分工和社会定位。意见领袖至少可以分为四类：号召力领袖——可以动员人们行动，影响力领袖——可以改变人们判断，洞察力领袖——可以引领人们思考，注意力领袖——可以引发人们关注。从意见领袖的标准看，我对柴静的号召力、影响力和洞察力，评分并不高，但柴静的注意力，其量级无可挑剔，从她之前出书的发行量和这次纪录片的点击量，就可以看出其注意力的威猛，中央电视台的平台固然造就了她，但她个人的明星气质和传播策略，不容忽视。
注意力领袖在社会的作用非同小可。舆论是什么，舆论学之父李普曼评价报刊(媒体)的作用：“它就像探照灯的光束一样，不停地照来照去，把一件又一件事从黑暗处带到人们的视域内。”这个世界有太多东西被屏蔽，有太多东西在黑暗，我们需要注意力领袖把那些黑暗的领域照亮，特别是事关每一个人利益的公共领域。
所以，正是在这个角度上，我高度赞赏崔永元对转基因的关注，很多人纠缠崔永元的立场、客观和专业。殊不知，崔永元在转基因方面不是专家，在这个领域里号召力、影响力、洞察力比他强的人多的是，但崔永元以个人的责任感，把他明星般的注意力，将一个事关很多人的公共领域从黑暗里照亮，他说了什么不重要，他是否说对了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把转基因很多幕布撕开，这样就功德无量。
同样的理由，我高度评价方舟子对这个话题的加入。公众不要太在意他们及其粉丝的争吵、谩骂等等不愉快，两个人的针锋相对，形成了公共舆论事件，这使得有更多专业的人介入其中，他们关注、反思、纠正、补漏，并且传播，意气用事的网民毕竟是少数，更多理性的网民会在沉默中思考，真相在撕开后慢慢水落石出，真理在辩论中逐渐得到公众认同。人们说，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其实注意力也是最好的防腐剂，一切沉默在黑暗的地方，最容易产生不可告人的交易，而当公众的注意力聚焦时，利益集团未必绝迹，但需要付出更大代价。
不要去苛责一个注意力意见领袖是否专业、是否客观、是否正确。他不是号召力领袖，不是影响力领袖，也不是洞察力领袖，他最大的贡献是让更多人看到他们应该关注的地方。注意力领袖的一举一动，是个人的自由，也关乎社会的良心，那些可以吸引亿万眼球的人，你是把媒体的镁光灯带到你们纸醉金迷的丑闻生活，还是用你们的探照灯照亮事关公共利益的公共领域，是检验你们人品和存在价值的最好试金石。
我注意到也有人批评柴静把孩子的病当做一个噱头。柴静记者出身，她当然懂得传播，从这部片子放在全国两会前两天推出，就可以看出她的精心策划。早了，话题带不到两会，晚了，两会的报道轮不到她上头条，但对于一个注意力领袖，一个为了公共利益呼喊的注意力领袖，这样的传播策略值得厚非吗?
而反过来，我们想问的是，为什么转基因和雾霾，这样事关每一个中国人生命健康的调查纪录片，不是出自CCTV，而是出自CCTV的前员工?CCTV不惜耗巨资、多频道、大动作直播东非野生动物迁徙，为什么事关老百姓最切身利益的内容不调查、不聚焦呢?百万，对于个人是大投资，对于中央电视台的东非野生动物迁徙，连零头都不到，在央视的纪录片预算充其量就是一个小制作，而崔永元、柴静都出自央视，可见财力、人力和能力都不是问题，症结是眼力，可能更关键的是心力吧?
我支持拍《舌尖上的中国》，但CCTV是否也可以拍拍《雾霾里的中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