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Esther Liang（梁宇君）/AD110，图：Colette Fu ，小时候，让我在书店呆上一个下午的唯一原因是每一页都充满惊喜的立体书。童稚与幻想已经成了立体书的不变标签，但傅三三的立体书却与童话无关。她精心切割折叠的立体书就像是一部中国少数民族的动态写实记录片。没有城堡，也没有爱丽丝的兔子洞，立体书《我们是虎龙人》蹦出的惊喜是甩动长发的佤族少女，哈尼族丰盛绵延的长街宴，彝族妇女一顶顶如同春花绽放的鸡冠帽。
而这位深入探寻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艺术家，竟是一位中文不灵光的美籍华人。晒黑的皮肤，细长的眼睛，穿上少数民族服饰的傅三三看起来和当地人无异。1994年傅三三第一次来中国，那时她才知道自己身上流着彝族人的血液。2008年她获得Fulbright基金的资助，踏上记录中国云南25个少数民族的摄影之旅。这些作品既是一次寻根溯源的身世探索，亦是一些被遗忘甚至将要消失的文化的动态留影。以下是AD110和傅三三（Colette Fu）的对话。更多资讯也可访问她的个人网站：http://www.colettefu.com
Colette Fu = CF
Esther Liang = EL
EL：小时候是不是已经对立体书情有独钟？
CF：没有。其实，直到大学毕业我才第一次翻看立体书。
EL：请作自我介绍。
CF：我大学读的是法语专业。毕业后，也就是1994年，我去昆明教英语，因为那是我妈妈出生的地方，很久以前妈妈的祖父在云南当官。我在昆明住了3年，在那里我慢慢学会了摄影，常常四处旅行。第三年的时候，我开始独自旅行。
后来我决定回美国学摄影，有个摄影文凭还是挺重要的。毕业后，我搬去纽约，在那里的大学从事摄影工作。虽然工作收入很可观，但我过得并不开心，因为我已经不再到处旅行拍摄了。后来，我参加了一个在密歇根Alden B. Dow创意中心的艺术家驻场项目（Artist Residency Program，艺术家在指定期间免费留驻某个城市，进行艺术创作，促进艺术交流），从那时候起迷上了制作立体书。2008年，我获得Fulbright基金（富布莱特基金）的资助，去中国寻根——在妈妈的故乡云南寻访25个少数民族，回美国后创作了《我们是虎龙人》。
EL：你对中国昆明的第一印象如何？
CF：美丽祥和。
EL：初到昆明有什么经历？
CF：我在昆明的民族学院当英语老师，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机会，虽然薪水不高，月薪只有大概100美元，但在那时也足够维持我生活上的花销。我是听中文长大的，不过我并不会说。到了昆明以后，我每天都和旅馆里的服务员练习昆明话。
EL：为什么为作品取名为《我们是虎龙人》？
CF：1995年，我在民族学院学习彝族话。我的老师是一个彝族人，而且是族里的毕摩（即彝族中的巫师、祭司）。我请教他作品的名字，于是他取了《我们是虎龙人》，他还用彝语给作品题字。龙人指的是中国人，而彝族人崇拜老虎。
EL：作品的大小尺寸是？
CF：17×25英寸 （即43.2×63.5厘米）。
EL：作品是一式一份吗？
CF：目前《我们是虎龙人》的每一个作品是一式三份，我正朝一式十份的目标努力着，我已经完成3个立体作品的十份制作了。我会卖出一部分作品。公开作品后，不断有人给我写邮件，希望买一本我的立体书。他们开价大约是30美元，但实际上，我的制作成本是2000美元。
EL：打算出版你的作品吗？
CF：我准备出版这本立体书。明年我将去北京和一个出版商见面，看看他们是否愿意出版。我会列好制作立体书的步骤，让印刷厂试印。一些在深圳的工厂一次就可以生产3万本《小王子》立体书，不过，这需要庞大的阅读群体。
EL：开始制作立体书的原因和契机是什么？
CF：上学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基本上都是在电脑上完成的，于是我想用我的照片做一些3D设计。我去书店找灵感时，看到一个儿童立体书专柜。我买了一些立体书回家，把它拆开来研究，我就是这么学会做立体书的。
EL：你是自学的？
CF：是的。我平时开课教大家学习制作立体书，这门课的副标题往往是“解密立体书”，因为一旦掌握了技巧，不断尝试，你就会发现制作立体书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至少对一部分人而言不难。
EL：技巧也许不难掌握，最重要的是有创意。
CF：正是如此。最难的是让图像和立体结构很好地组合在一起。
EL：请说说制作立体书的基本步骤。
CF：选出我想用的照片，然后在电脑上把照片中的拼贴部分勾勒出来。先很快地做一个黑白立体模型，初步测试创作效果。然后把彩色照片打印出来，完善立体模型。彩色模型出来以后，看看是否有必要添加其他机窍。照片的材质很脆弱，出现一点点的错误，例如撒点胶水，刮一道划痕，多剪了几毫米，就需要重新打印照片。最后要做一个封面。这就是基本的步骤。
EL：你的作品里少数民族的服装细节看起来非常有触感。封面也是用布做的，有的还挂着一串流苏。
CF：是的。最近我在尝试用木料做封面，因为木料不容易脏。我在中国看到一些用布和木头做的传统封面，我希望作品更具中国传统特色。
90年代的时候，云南的村民们送给我一些织物，我自己也买了不少，一共收集了三大箱云南的布料和衣物，像裙子、帽子、包包，因此我现在可以用以拍摄，为作品添加细节。这些不可多得的织物在市面上已经很难买到了。
EL：你到过云南的很多地方，你必定发现很多地区都变得非常商业化。你喜欢这些转变吗？
CF：我几乎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转变是无法避免的，人们希望城市更现代化。今年5月我重返昆明，这座城市发生了巨变——高楼林立，地铁也开通了，毫无疑问是一座大城市。可是深入城市周边的农村，你会发现其实还有很多地方一如往昔，尽管昆明、丽江都变得非常商业化。如果再游云南，我可能会去更偏远僻静的乡村。
EL：你最喜欢云南的哪个地方？
CF：香格里拉。我第一次去香格里拉是1995年，刚好碰上他们的赛马节。当时整个香格里拉只有一间旅馆，每晚仅10元。我喜欢那里因为我长得和那里的人很像，那里天空蔚蓝，感觉伸手就能摸到天上的白云。
EL：你为GE（通用电器）、Vogue China，佳能，LV等品牌设计过立体作品，你认为立体书可以在品牌设计界杀出一条血路吗？
CF：几年前，立体书在电视广告界很受欢迎，但近几年则踪影全无，因为这股风潮已经过去。现在有人做立体书的app应用，不过是电脑生成的，没有实体作品。不管潮流怎么变，我会一直做立体书。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进步：我逐渐学会在创作中融入新的元素，例如雕刻和刺绣。我曾经花了一年时间在硬纸板上做刺绣，拍摄成照片后制作了一本立体书，效果真实而有触感。
EL：你的作品深深地烙上了个人的经历和情感。如果做一个与你的文化或家庭血缘完全无关的项目，你也会有这样的激情和干劲吗？
CF：事实上，我不知道我的热情从何而来。尽管这和我的血源有关，但我去中国以前，我对自己是半个彝族人一事毫不知情。我妈妈之前并没有告诉我，直到我第一次去云南。如果一个项目不能触动我或者与我的经历无关，也许很难唤起我的创作激情吧。我希望能把自己的想法和经历投射在作品上。
EL：你遇上过什么创作上的困境？
CF：我经常收到邮件，发件人请我为他们制作立体书，但他们不明白做一本立体书需要多少时间。一个作品需要一周时间，大约40个小时。找到可以合作的人并不容易。我以教书和组织社区活动维持生计，也出售一部分作品。
EL：作为在美国的第二代华裔，会不会觉得依然难以融入当地生活？
CF：多少有一点。小时候，别的孩子会开我的玩笑，因为我是他们中间唯一的中国人。我是一个很敏感的人，青少年时期，我尝试去染头发、把自己晒黑，让自己看起来像个墨西哥人——相比西班牙裔的孩子，大家更喜欢取笑中国的孩子。直到现在，人们还是会对中国人抱有偏见。我现在长大了，也没太往心里去了。现在不少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威胁。有一件趣事，上周我和朋友打乒乓球，他们就说：“太不公平了，你可是有先天优势呢。”哈哈哈。
EL：你有一个作品叫“唐人街北中国十二生肖”，是一个教露宿者制作立体贺卡的慈善项目。通过这个项目，你希望传递什么信息？
CF：立体书的图片展示形式非常生动有趣，人们更愿意把立体书的故事读完。但做一本立体书的确有难度，所以我教大家做立体贺卡，庆祝中国新年、复活节、圣诞节。
这个项目进行了1年，目的是帮助费城的露宿者重拾生活信心。我尝试和这些露宿者聊天，向他们介绍中国。他们中间很多人甚至没有和中国人说过话，虽然我是ABC，不算是地道的中国人。同时，也为了增进大家对这一片区的了解。很少人知道这个地方，这里是费城不太发达的区域，到处都是旧工厂和废弃的房屋。
EL：每一个张贺卡都配有一个生肖故事，有的好像是露宿者以动物作为第一人称写的自己的故事，是吗？
CF：是的。我一共收集了60多个故事，那些是我选出来最好的。
EL：你的父亲是一个工程师，他希望你也能成为一名工程师，但你却成为了立体书艺术家（也算是纸工程师）。你的家人对你的职业选择有什么看法？
CF：我很幸运，父母对我的工作很支持。
EL：你的下一个项目是什么？
CF：明年我会去一趟上海。Fulbright基金为我联系上两个项目，一是继续旅行、寻访其他的少数民族；二是关注城市巨变下，中国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后者的难点是拍摄适合做成立体书的素材，找一些愿意被摄影、愿意说出自己故事的农民工。我需要实地考察后再做决定。我提醒自己要注意：我不希望作品太严肃或者太悲伤，作为一个外国人我无法很客观地给出意见。我希望别人一打开我的立体书，能感受到快乐和欢笑，至少是沉重背景下的光明面。
更多资讯也可访问她的个人网站：http://www.colettefu.com
